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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第五次修订版)

2024-07-06 15:14|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侵袭性真菌病(invasive fungal disease,IFD)系指真菌侵入人体,在组织、器官或血液中生长、繁殖,并导致炎症反应及组织损伤的感染性疾病。中国侵袭性真菌感染工作组经反复讨论,参照欧洲癌症研究和治疗组织-感染性疾病协作组(EORTC-IDG)和美国真菌病研究组(MSG)标准[1]、美国感染性疾病学会(IDSA)指南[2,3,4]及欧洲白血病抗感染委员会(ECIL)等指南[5,6],对我国2013年版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7]进行了再次修订。在本版诊治原则中,结合我国在恶性血液病IFD流行病学的最新研究进展[8,9],在诊断体系中保留了确诊(proven)、临床诊断(probable)及拟诊(possible),并沿用未确定(undefined)的诊断分层;治疗方面则按预防治疗(antifungal prophylaxis)、经验治疗(empirical antifungal therapy)、诊断驱动治疗(diagnostic-driven antifungal therapy)及目标治疗(targeted antifungal therapy)的策略进行分层和修订。

流行病学 一、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IFD流行病学特征

国内外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血液病患者IFD的总体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其发生率在不同疾病人群中存在一定差异。国内前瞻性、多中心流行病学研究[血液肿瘤和干细胞移植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多中心前瞻性观察研究(CAESAR研究)]显示,接受化疗的血液恶性肿瘤患者中,确诊和临床诊断IFD的总发生率为2.1%,其中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ia syndrome, MDS)/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的IFD发生率最高,尤其在诱导化疗期间[8]。在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的患者中,确诊和临床诊断IFD的发生率为7.7%,拟诊IFD发生率为19.0%;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1个月内IFD发生率相近,在移植6个月后,allo-HSCT治疗者的确诊和临床诊断IFD的累积发生率显著高于auto-HSCT(9.2%比3.5%);allo-HSCT中HLA全相合亲缘供体、HLA相合非血缘供体和亲缘半相合供体移植组的IFD累积发生率分别为4.3%、12.8%和13.2%[9]。

念珠菌和曲霉菌是血液病患者IFD最常见致病菌。国外研究显示真菌血症以念珠菌多见,念珠菌特别是白念珠菌感染发生率逐步下降,曲霉菌感染发生率逐步升高,接合菌属、镰刀菌属呈增多趋势。国内多中心研究显示,血液病化疗患者IFD的病原菌以念珠菌为主。有研究报道,确诊和临床诊断IFD且明确病原学的51例HSCT治疗者中,曲霉菌占36例(70.6%),念珠菌占14例(27.5%),毛霉菌仍相对少见[9,10]。

IFD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重要死亡原因之一,国外数据显示过去20年中IFD病死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HSCT后IFD病死率仍高达50%。国内多中心研究数据显示,血液恶性疾病患者接受化疗的总病死率仅为1.5%,确诊和临床诊断IFD患者接受化疗的病死率为11.7%;HSCT后死亡率为13.4%,死亡患者中18.6%为IFD相关。合并IFD对allo-HSCT治疗患者的生存具有显著影响,其病死率为16.2%(171/1 053),显著高于auto-HSCT治疗的患者(4.9%,17/348) [8,9,10]。

二、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IFD危险因素和评估

导致临床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众多,常见因素包括:(1)疾病因素(基础疾病MDS/AML、疾病初发、复发或未缓解);(2)治疗相关因素:接受allo-HSCT、接受治疗出现中性粒细胞缺乏[后文简称"粒缺",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ANC)14 d、接受CD25单抗免疫抑制剂治疗、合并糖尿病、未接受抗真菌预防治疗5项临床指标为IFD相关独立危险因素[8,9]。

诊断标准

IFD诊断分为确诊、临床诊断、拟诊和未确定4个级别(表1),具体诊断标准如下。

点击查看表格 表1

IFD诊断级别和抗真菌治疗策略

表1

IFD诊断级别和抗真菌治疗策略

IFD诊断级别 诊断要素 抗真菌治疗 宿主因素 临床和影像学 GM/G试验 确诊IFD微生物学标准 粒缺发热 + - - - 经验治疗 未确定IFD + 无或非特征性改变 -或+ - 诊断驱动治疗 拟诊IFD + 特征性改变 - - 诊断驱动治疗 临床诊断IFD +  特征性改变  +  -  目标治疗  确诊IFDa       + 目标治疗

注:IFD为侵袭性真菌病;粒缺指中性粒细胞缺乏;a确诊IFD不依赖患者宿主因素、临床和影像学表现评估;G试验为(1,3)-β-D-葡聚糖试验;GM试验为半乳甘露聚糖试验

一、确诊IFD(表2) 点击查看表格 表2

确诊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标准

表2

确诊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标准

检查/标本 霉菌 酵母菌 镜检/无菌部位标本 针吸标本或活检标本、组织病理学、细胞病理学或直接镜检显示真菌菌丝或黑色酵母样菌,伴随组织损害证据 正常无菌部位针吸标本或活检标本,组织病理、细胞病理或直接镜检显示酵母细胞(如隐球菌见芽生酵母;念珠菌见假菌丝或真菌菌丝) 培养       无菌部位标本 从临床及影像学显示的病灶部位(正常无菌部位),通过无菌操作取得标本,培养出霉菌或黑色酵母样菌(不包括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头颅窦腔、尿液) 无菌部位标本(包括24 h内的引流液)培养出酵母菌,并与临床及影像学符合   血液 血培养(曲霉菌除外) 酵母菌或酵母样菌 抗原检测       血清/脑脊液 不适用 隐球菌抗原阳性 (一)深部组织真菌感染 1.霉菌:

相关组织存在损害时(镜下可见或影像学证据确凿),在针吸或活检取得组织中,采用组织化学或细胞化学方法检获菌丝或球形体(丝状真菌);或在通常无菌而临床表现或影像学检查支持存在感染的部位,无菌术下取得标本培养结果呈阳性。

2.酵母菌:

从非黏膜组织采用针吸或活检取得标本,通过组织化学或细胞化学方法检获酵母菌细胞和/或假菌丝;或在通常无菌而临床表现或影像学检查支持存在感染部位(不包括尿道、副鼻窦和黏膜组织),无菌术下取得的标本培养结果呈阳性;或脑脊液经镜检(印度墨汁或黏蛋白卡红染色)发现具荚膜的出芽酵母或血清学隐球菌抗原呈阳性。

3.肺孢子菌:

肺组织标本染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痰液中发现肺孢子菌包囊、滋养体或囊内小体。

(二)真菌血症

血液真菌培养检出霉菌(如马尔尼菲青霉、镰刀霉,不包括其他曲霉菌或青霉属)、血培养酵母(念珠菌属和隐球菌属)或酵母样菌阳性,同时临床症状及体征符合相关致病菌的感染。

二、临床诊断IFD

具有至少1项宿主因素、1项临床标准及1项微生物学标准(表3)。

点击查看表格 表3

临床诊断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标准

表3

临床诊断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标准

因素 具体标准 宿主因素 1.近期发生中性粒细胞缺乏(中性粒细胞计数1 cm)或楔形坏死病灶,结节或实变病灶中出现新月征和空洞形成,是IFD肺部感染临床标准。近年来研究表明上述影像学表现为曲霉菌侵袭肺部血管的特征性表现,常见于伴重度或长时间粒缺的血液恶性疾病化疗患者。IFD肺部影像学表现可呈多样性,曲霉菌侵袭累及肺泡和细支气管壁影像学可呈现非特征性改变,如支气管周围实变影、支气管扩张征、小叶中心型微小结节影、树芽征和毛玻璃样改变等表现,为曲霉菌气道侵袭特征性表现,更多见于肺部IFD发病早期或不伴有粒缺、以合并GVHD接受免疫抑制剂为特征的HSCT治疗患者[14,15,16,17]。

2.微生物学检查:

真菌抗原检测是IFD诊断的重要微生物学检查,其中(1,3)-β-D-葡聚糖试验(G试验)和半乳甘露聚糖试验(GM试验)为推荐用于IFD早期诊断的重要筛选指标[4,5,14]。

血清GM试验为常规IFD尤其是侵袭性曲霉菌病(invasive aspergillosis, IA)筛选试验,适用于具有IFD高危因素的成人或儿童患者(如血液恶性疾病化疗或接受HSCT)。对接受广谱抗真菌药物预防治疗患者,推荐更具临床指导意义的肺泡灌洗液GM试验[18,19,20]。血清G试验也推荐为IA筛选试验,不具有IA特异性。GM/G试验对IFD阴性预测价值更高,因此GM/G试验结果阳性时诊断IFD需联合临床、影像学或其他微生物学指标[20,21]。

由于目前检测血液中真菌核酸的多聚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检测还缺乏标准化,仍未推荐为IFD临床诊断的微生物学标准[22]。

IFD的治疗 一、预防治疗 (一)初级预防(primary anti-fungal prophylaxis)

指具有IFD高危因素的患者,出现临床感染症状前预先应用抗真菌药物预防IFD发生。循证医学证据提示,IFD发生率≥3%~5%的人群可通过预防性抗真菌治疗获益,而IFD发生率≥10%的高危人群获益显著[23]。国内多中心研究提示,依据IFD独立危险因素将恶性血液病接受化疗的患者分为高危(IFD发生率15%)、中危(5%)和低危(1%~2%)三组,中/高危患者从抗真菌预防治疗获益,而预防治疗未显著降低低危患者的IFD发生率。HSCT治疗患者接受预防治疗能显著降低IFD发生和系统性抗真菌药物治疗的使用[10]。因此,具有IFD高危因素的患者应行抗真菌预防治疗,如allo-HSCT治疗患者、急性白血病(包括MDS)初次诱导或挽救化疗患者、预计粒缺持续大于10 d的患者、伴有严重粒缺或接受抗胸腺球蛋白(ATG)治疗或HSCT治疗的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等。

初级预防推荐抗真菌药物:(1)粒缺化疗患者:泊沙康唑(200 mg/次,3次/d)、氟康唑(200~400 mg/d)、伊曲康唑(200 mg/次,2次/d静脉序贯口服)、伏立康唑(4 mg·kg-1·次-1,2次/d静脉序贯口服);(2)allo-HSCT治疗患者:泊沙康唑(200 mg/次,3次/d)、米卡芬净(50 mg/d)、氟康唑(200~400 mg/d口服或静脉点滴)、伊曲康唑(200 mg/次,2次/d静脉序贯口服)、伏立康唑(4 mg·kg-1·次-1,2次/d静脉序贯口服)和卡泊芬净(50 mg/d)等。

(二)再次预防(secondary anti-fungal prophylaxis)

指对既往具有确诊或临床诊断IFD病史的患者,在IFD达到完全或部分缓解后再次接受化疗或HSCT治疗时,给予既往IFD治疗有效的抗真菌药物,以预防IFD再次发生。国内单中心单臂临床研究提示,伴确诊或临床诊断IFD史的患者接受HSCT时进行再次预防,IFD突破发生率为8.8%,移植前IFD稳定的患者移植后IFD突破发生率为5.7%,IFD活动患者的突破发生率14.6%,提示预防治疗可有效降低IFD整体发生率。再次预防推荐的抗真菌药物首选既往抗真菌治疗有效药物,剂量与初级预防相同,多采用伊曲康唑、伏立康唑、卡泊芬净、两性霉素脂质体或泊沙康唑等[24]。

(三)预防治疗的疗程

预防治疗的疗程主要取决于患者IFD高危因素的改善,如再生障碍性贫血或接受化疗患者应覆盖粒缺期(至中性粒细胞恢复>0.5×109/L),HSCT治疗患者一般至少覆盖移植后3个月,合并急性或慢性GVHD接受免疫抑制药物治疗的患者则疗程应延长至GVHD临床症状控制,免疫抑制剂基本减停为止[4]。

二、经验治疗和诊断驱动治疗 (一)经验治疗

经验治疗以持续粒缺发热且广谱抗菌药物治疗4~7 d无效作为启动治疗的主要标准,推荐用于IFD高危患者[25,26];对于低危患者,则推荐在具有临床影像学异常或血清GM/G试验阳性等IFD诊断依据时进行治疗,即诊断驱动治疗。血液病患者IFD病原体中曲霉菌多见,且念珠菌感染中非白念珠菌比例渐增多,因此经验性抗真菌治疗药物一般选择覆盖曲霉菌的广谱抗真菌药物,目前可选择药物包括伊曲康唑(200 mg/次,1次/12 h,静脉点滴2 d,以后200 mg/d静脉点滴)、卡泊芬净(首日70 mg/d静脉点滴,以后50 mg/d静脉点滴)、脂质体两性霉素B(3 mg·kg-1·d-1静脉点滴)、两性霉素B(0.5~1.5 mg·kg-1·d-1静脉点滴)、米卡芬净(100~150 mg/d静脉点滴)和伏立康唑(第1天6 mg·kg-1·次-1,1次/12 h静脉点滴;以后4 mg·kg-1·次-1,1次/12 h静脉点滴,或200 mg/次,2次/d口服)。对于接受覆盖曲霉菌广谱抗真菌药物预防治疗的患者,IFD经验治疗药物选择仍不明确,一般推荐换用其他类型抗真菌药物,如棘白菌素类(卡泊芬净)或脂质体两性霉素B。

(二)诊断驱动治疗

诊断驱动治疗是指患者在无临床感染症状或出现广谱抗菌药物治疗无效的持续性粒缺发热,合并IFD临床影像学标志(肺部影像学检查提示IFD相关影像学改变)和微生物学标志(如GM/G试验阳性),且尚未达到确诊或临床诊断IFD时给予的抗真菌治疗。诊断驱动治疗的优势在于避免单纯依据发热而进行的经验性抗真菌治疗的过度应用,并且根据IFD相关敏感标志,尽早开展抗真菌治疗以保证疗效。与经验治疗比较,诊断驱动治疗尤其适用于IFD低危患者(如粒缺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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